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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文名篇中的道德廉政思想
更新时间:2016-5-5 13:01:53  



  古文名篇如《古文观止》中许多佳作,蕴含着丰富的道德修养和廉政文化,这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民族精神的形成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。
  《爱莲说》是北宋大哲学家周敦颐的名篇。其文虽短,却字字珠玑;其核心是“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……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”莲简单平静,坦然优雅;心是莲花开!读完这篇名篇,我理解周敦颐写这篇文章不是单纯地赞美莲花,而是通过描写莲花向世人传达他的志向——像莲花那样,做人正直,不虚伪做作,做官廉洁,不同流合污,其意深远。
  周敦颐生活在北宋中叶,正是北宋王朝势力贫弱、世风日下之时,那些封建士大夫终日赏花钓鱼,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,周敦颐目睹这种现象,十分感慨,于是写下了《爱莲说》。我喜读《爱莲说》,因此更崇拜周敦颐,其人如其文,官至大理寺丞,国子博士,却为人正直,一生廉洁。因筑室庐山莲花峰下小溪上,以营道故居濂溪名之,后人称其濂溪先生,为理学创始人。他把莲花比成一尘不染的君子,他就是封建官场中的君子。
  《岳阳楼记》是宋朝政治家、文学家范仲淹之传世名作。全文短短四百字,却把叙事、写景、论理熔为一炉;特别是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和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这两句,警策世人。前者可谓是对国家社会的态度,后者则是修身,对自己的要求。
  梁衡先生对《岳阳楼记》的政治财富和做人、为官的经典思想做了精辟的考证。做人要有独立、理性、牺牲的人格精神——独立精神即无奴气,有志气;理性精神即实事求是,按原则办事;牺牲精神即为官不滑,为人不奸,不贪不要,不随波逐流,抛却个人利益,不患得患失。做官要有忧民、忧君的为政之道——忧民“居庙堂之高,则忧其民”即为民办事、为民请命和为民除弊。用现代的话说,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忧君“处江湖之远,则忧其君。”封建社会的“君”即是国;范仲淹的为国分忧就是不弄虚作假,敢犯颜直谏,大胆改革,付诸行动。
  如何做人为官,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都有各自的目标和准则。但不管什么目标和准则不外乎为私还是为公。孟子云:“古之人得志加于民。不得志修身于现世。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善于天下。”我们应当以先贤仁杰为楷模,树立良好的道德原则,特别是共产党员应时刻牢记党的宗旨,时常警醒自己,永葆共产党的先进性。
  《陋室铭》是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的传世短构佳作,它隽永绵长,构思新颖,采用托物抒情的方法,借助赞美“苔痕上阶绿,草色入帘青”的简陋居室,来表现作者不慕荣利,注重道德修炼的品性。
  志存高远,勤修立身“德馨”,是《陋室铭》的主旨。德为先,是中国传统文化为人处世的根本要求,更是当今有志者事业兴旺的根本需要。作《陋室铭》时,刘禹锡虽贬为和州刺史,也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地方实权人物,却居于陋室,安贫乐道,并撰文颂咏之。我们虽然不知道陋室“陋”到什么程度,但可以想象它的简陋程度是与刺史的身份不相称的,室之陋,从一个侧面体现主人身之洁、行之廉。
  廉为德之本,贪是恶之源。勤修德养德,既是传承民族优良传统的要求,也是事业兴旺的现实需要。而良好品德的前提,是必须知满足、拒贪欲、守清正、保廉洁、养浩气。清官廉吏,自古以来受人尊敬和传颂,而贪官污吏,古今中外没有几个有好下场。作为新时期的领导干部,办公楼(室)也是政德的一根标杆,而清廉则是标杆顶端的明灯,它既照亮干部前进的道路,又反射出干部的形象。
  《醉翁亭记》是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之散文名作。文中描写了年事已高的太守与民同乐的一个生活片断,呈现的是一派闲适快活、安详和平的景象,作者感到心旷神怡,一切人世间的荣辱、烦恼都置之脑后,以至于忘了自己“饮少辄醉”,而醉态可掬。
  欧阳修23岁起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,他尽心竭力协助范仲淹革新内政,结果却遭到群邪所忌,革官贬谪。他的理想不能实现,而在贬于滁州太守之后,却有了可喜的政绩,这对于在仕途宦海中奔波劳碌数十年的欧阳修来说,是多么惬意的抚慰啊,而眼前的山水,又把他引入了一个恬静的境界,但不是醉于酒,而是醉于眼前优美的景色和百姓安详的生活。这儿,禽鸟因山林而乐,人们因太守游而乐,而太守则是因百姓乐而乐,他醉在优美的情境中。
  “醉翁之意不在酒,在乎山水之间也。”“山水之乐,得之必而寓之酒也。”这些佳句是太守与酒相逢,指点江山,畅谈人生,怡然自得的大写。《醉翁亭记》全文清晰自然,朴实无华,流露出作者为政有绩的随着流水、跟着彩云行走的自然心境,与民同乐的高度和深度,高度就是爱民之心,深度就是恣情于山水,超然物外的感情。
  《出师表》是诸葛亮之名作。诸葛亮为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,留下了“三顾茅庐”、“借东风”、“空城计”等许多佳话。在《出师表》中,诸葛亮肩负丞相之任、深怀托孤之情和忧国之心,表达了他对蜀汉政权的忠诚,并想以此来感动群臣,激发后主,完成先帝之遗愿。他“受任于败军之际,奉命于危难之间”,他“夙夜忧叹,恐托付不效”,他还要“奖率三军,北定中原”……
  此时的蜀汉,国力贫弱,后主昏庸,北方未定,可谓内外交困,忧患深重。此种情势,要想匡复汉室,何其困难,这位两朝老臣心里不可能不清楚。那么,是什么支撑着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?——是忠诚,是他为蜀汉政权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的赤胆忠诚。

(作者:三明市 宁江炳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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